黄某A、邢某B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
最高人民法院
（2017）最高法民申2096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黄某A。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邢某B。
一审第三人：山东某C担保有限公司。
再审申请人黄某A因与被申请人邢某B、一审第三人山东某C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C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鲁民终20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黄某A申请再审称，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2017年5月5日山东鲁商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开具的《证明》载明“鲁商泉城中心广场A号楼（原购房合同上为B号楼）2-820、821号房屋自2013年4月1日起至今该房屋由黄某A使用，我公司作为鲁商泉城中心广场物业服务提供方，经查，该房屋的物业费自2013年4月1日起均由黄某A缴纳，该房屋的物业费现已缴纳至2017年6月30日”，以及2017年3月15日黄某A与承租人高飞就案涉的417号房产订立的《房屋租赁合同》，可以证实黄某A取得该房屋并自2013年起至今一直实际占有、使用、收益并实际控制该房屋，系该房屋的实际所有人。二、二审判决认为黄某A未对案涉房产占有、使用和收益，缺乏证据证明，违背基本事实。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2012）历商初字第840号、（2012）历商初字第841号民事判决判令案外人山东新纪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纪元公司”）向黄某A偿还借款。上述判决生效后，黄某A申请强制执行，在强制执行期间，某C公司向黄某A出具《借款担保函》，自愿为新纪元公司的借款提供无限连带责任担保，并于2013年3月5日与新纪元公司、黄某A签订《协议书》，约定将案涉房产抵偿给黄某A。此后，某C公司将案涉房产交付给黄某A，黄某A一直对案涉房产占有、使用和收益。黄某A享有对新纪元公司的1000万元债权，而某C公司抵偿的案涉房屋金额仅为7220697元，因此，黄某A事实上已经支付了取得房屋的对价。而判决李国明偿还邢某B借款本金及利息的（2012）淄民一初字第12号民事判决作出于2013年6月4日，案涉房产的抵偿发生于此前，不可能存在故意逃避债务的意图。三、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不动产登记属于行政确认行为，是对业已存在的不动产物权的证明和确认，其本身并不创设不动产物权，因此，不能仅以房屋是否登记为由，判断黄某A是否对案涉房屋享有物权以及能否排除执行，可以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加以判定。首先，新纪元公司、某C公司约定将案涉房产抵偿给黄某A的两份《协议书》签订于2013年3月5日，而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才对案涉房产进行查封，远远晚于两份《协议书》的签订时间。其次，山东省鲁商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鲁商置业公司）出具的证明、相应的房屋租赁协议等证据证明黄某A在案涉房产被查封之前就合法占有了案涉房产。再次，案涉房产抵偿给黄某A用以清偿部分借款，等于黄某A为案涉房产支付了相应对价。最后，案涉房产登记在鲁商置业公司名下，无法直接登记到黄某A名下，未及时办理过户手续，不是黄某A自身原因所致。事实上，某C公司将案涉房产抵偿给黄某A后，黄某A取得了案涉房产的债权，并且对案涉房产实际占有、使用和收益，黄某A取得了足以对抗执行的实体权利，人民法院应当终止对案涉房产的执行。综上，黄某A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六项的规定申请再审。
本院经审查认为，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证明材料，应当由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并加盖单位印章。”而黄某A向本院提交的山东鲁商物业服务有限公司2017年5月5日出具的证明，仅加盖了山东鲁商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的印章，不符合该条关于单位证明材料形式要件的规定，故本院对此不予采信。黄某A与高飞2017年3月15日的房屋租赁合同，并不足以证明黄某A对案涉房屋占有、使用的事实。因此，黄某A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规定的情形。
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之规定，房屋所有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而案涉房屋所有权并未登记到黄某A名下，故在黄某A没有证据证明案涉房屋所有权登记错误的情况下，其并不享有案涉房屋所有权。
再次，黄某A于一审中提供了证明其享有债权的民事判决书，其与某C公司、案外人新纪元公司签订的两份《协议书》，《借款担保函》，收据复印件、鲁商置业公司的证明、西街工坊的证明、房屋租赁合同以及银行卡交易记录等证据，能够证明相关当事人之间达成了以物抵债协议，在该协议未被依法撤销或认定无效的情形下，发生在相关当事人之间形成债权债务关系的法律效力。此外，由于黄某A主张该协议系形成于另案强制执行程序中，但并未提供有关法院在该执行程序中对此加以确认或者作出以物抵债裁定等证据，该证据亦不属于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故黄某A应自行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
最后，本案为执行异议之诉，当事人对不动产的权利能否阻却执行，应参照法律、司法解释关于执行程序的有关规定加以判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三）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四）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而即使黄某A可以被认定为该条规定的“买受人”，黄某A所提交的鲁商置业公司单方出具的物业费缴费证明、《房屋租赁协议》、银行交易记录，以及向本院提交的其与高飞2017年3月15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等证据的证明力，亦不足以达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的认定黄某A对案涉房屋占有、使用、收益的事实存在“高度可能性”的标准。故二审判决的认定并无不当，黄某A的该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而且，对于案涉房屋并未转移登记到黄某A名下，黄某A并未提供存在非因其自身原因所致的证据。黄某A对案涉房屋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利，其阻却执行的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黄某A的再审申请。
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二日
，法律硕士，执业机构：北京市炜衡（深圳）律师事务所，执业证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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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兼任深圳市人民政府听证员、深圳市政府采购评审专家（法律类），曾担任深圳市某区政府部门公职律师、建设工程定标专家、计算机信息网络安全员，在建筑工务、政府采购等政府系统工作多年，十分熟悉政府办事程序规则，较为擅长互联网+平台（含区块链、电子商务、网络游戏、软件程序等）、房地产与建设工程（含工程结算、房屋买卖、征收拆迁、物业管理等）、知识产权、采购招标等领域法律实务，可为政府、企业和个人提供各类富有针对性的法律风险防控解决方案，能有效维护当事人的各类合法权益。